我国传统建筑组成部分之一的瓦当，虽为微物，却是自有担当，绝非可有可无之列，尤其是当人们从纵向发展的历史角度加以排列考察，将惊骇于它与华夏绘画、文字、书法、装潢之发展史并行而不悖，更由于它比之纸绢更为长于抗頡风雨剥蚀，使得一些纸质文献所不存的字体、画面得以留存至今，成为华夏文化发展史的重要佐证之一，堪称悬在屋檐上的华夏文化史。
    然而国内专事研究瓦当的学者不多，就中缘由，恐怕一是我国瓦当展藏极为分散，收集资料殊为不易；一是事涉多种学科而增加了研究难度。故而瓦当之学，料难成为显学。
    由此观之，关增铸先生瓦当学术著述《先秦两汉瓦当饰文考》更显得难得与重要。这套一函八册的著作，集学术研究与文物展示为一体，为瓦当文化热爱者与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收藏级的文本。

        破解千年之谜
    瓦当似乎是不起眼的东西，在传统建筑中，它比不得柁木檩架那么重要，也比不得山墙门窗那么显眼，可有可无般地在屋脊最底处静悄悄列成一排，人们对它们往往一瞥而过，即便是身处博物馆的展台上，也会由于材质素朴而不够夺目，引不起人们足够的瞩目。
    然而，瓦当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有大担当，它们身上所附着的文字、绘画、雕刻、文学、历史、审美、民俗、考古等文化含量非常丰富，构成一道别致精彩的中华文化风景线，绝非仅仅是一种实用建筑构件。但瓦当天生地“低调”，只有把历史上出现过的瓦当做一次集体性的“扫描”，才能够被它们透露出来的信息所震撼。以往的学者文士，都很喜爱瓦当，但瓦当研究一直属于金石学范畴，并未成为显学，直到近代学者罗振玉的《秦汉瓦当文字》、历史学家陈直先生的《秦汉瓦当概述》等著述，才把瓦当研究推向学术纵深，日本学者村上和夫出版的《中国古代瓦当纹样研究》反映出瓦当的国际影响。
    学术是不断发展的，瓦当研究在当代由很少一些学者在推进，已出版的专著中，关增铸先生近著《先秦两汉瓦当饰文考》自出机杼，用非常新颖的方法表述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打破传统金石学古奥艰涩的沉闷面貌，从多种视角对瓦当饰文作出深入考证和解读。每枚瓦当赋诗一首，而后做出考证、注释，佐以桶装纸旧式线装形式，每枚两页，图例、配诗和考释三部分呈现分明，看上去轻松活泼，实在是一部极有严肃学术内涵、又具赏心悦目形式的瓦当研究专著。
    关作《先秦两汉瓦当饰文考》共八卷，收瓦当268种，蔚为大观。其中，36种为饕餮纹图案，余者200多种俱为文字、线图兼具之作，以时间计，远自夏代，近抵两汉；以内容计，举凡宫廷衙署、天文历法、社稷兴废、兵戎征战、祭祀典仪、伦理纲常、文字变迁、阴宅坟冢、仓场府库、水关津渡、民族和亲甚至赈灾扶困，般般毕集，涉猎至为广泛，几乎无事不可入瓦当；以艺术计，粗砺豪放、细腻别致、精巧灵动、意态生风……风格五彩纷呈，趣味横生，时有出人意表之作，令人为古人的创造力喝彩喟叹。
    瓦当是一种复合型艺术作品，以极其凝练的方式蕴含着往古信息，由于古今文字变迁、史实记录缺损，造成今世对瓦当的阅读障碍，有的则已造成误读，甚有著名学者误判。而关增铸先生这部凝聚着作者多年心血的著述是一部从文字学、文化学和审美学入手，对200多枚瓦当逐一破解，让读者得以洞悉古代文化堂奥。甚至可以说，这几乎是一部百科全书般的古代社会文化大观。

        饕餮纹饰的诉求
    早期瓦当纹饰有大量饕餮纹饰出现，表现出人文之初的华夏先民最急于声张的心声。关增铸先生著作中对此有深入精微的开掘，解开蒙在那些奇诡形象后面的文化奥秘。
    我国现存最早瓦当为西周瓦当，出土于周原西周中晚期的宫殿建筑群遗址。《史记》记载：“桀为瓦室”，夏桀时期华夏人民已经不但结束穴居状态，而且已使立于土地上面的房屋成熟起来，于是时，板瓦用于屋顶，筒瓦覆盖于两行板瓦之间，而瓦垄最前端的收束即为瓦当。现存最早瓦当为素面，没有任何纹饰，此为瓦当初时以实用意义走上辉煌历史的证明。
    但很快，纹饰瓦当出现了。中国古人早期把屋瓦也视为瓦器，与同为出于火窑的陶类等同，也像对待陶器一样，很早就开始用朴素的方式美化自己手中的产物，人们把身边习见的动植物形象再现于瓦当之上，而各种具象之外，还有另外一类奇诡形象，便是饕餮。
    关增铸先生《先秦两汉瓦当饰文考》对饕餮形象在瓦当中的出现和变化发展做出深入研究，他在著作中，对饕餮形象如何从最早的玉器、青铜器推衍到瓦当的过程进行了详尽阐述，能够使读者对饕餮这一在今人看来比较奇诡的形象怎样从虚拟变为实相，直至成为具有深刻寄托的图腾意义的艺术形象。诚如关增铸先生所言：“最早的饕餮纹，是一种侠义上人对兽类认识过程的初始阶段，恐惧是自然的，纹饰由此而感发，是必然的。经过漫长岁月，瓦当图案逐渐向理性发展，演变成混合体的装饰性纹饰，并有很强的艺术性。”21片饕餮纹饰瓦当出自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同一遗址仅有4片为山字形纹饰瓦当，足见饕餮在当时已成瓦当纹饰的主流形象。汉代以后，饕餮纹饰基本绝迹，鸟雀、动物、花卉等自然图景和狩猎场面代之而起。古人已经从恐惧于大自然的种种不测而进入较为理性的精神境界。然而遗憾的是，随着被驯服、被养殖、被种植的物种大幅度增多，华夏民族的空间想象力有所退化，饕餮、龙凤、麒麟等形象俱出于从蒙昧走向理性的先民，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一个现象。同理，《山海经》、《庄子》、《屈赋》那样奇伟瑰丽的文学想象力也出现在人文的最初岁月，这不能不说同样的耐人寻味。
    从关增铸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饕餮纹饰一类奇诡形象是钟爱有加，他这部书的一个极大优势也存于此处：他对每一件瓦当例证所做的赞美诗，为读者加深或拓展对瓦当形象的解悟成为一种便当的助力。他是懂诗而又会作诗的，这一点很难得。学者的优势往往在于学术研究，而对属于文学创作的作诗不大灵光，是不可苛求的事，当代学者能够像“五四”时期那样兼具两套本领者已属罕见，时代分工使然，然而若兼具二能，善莫大焉。
    关增铸先生恰在“二能”之列。以诗论对瓦当进行辨析、解难、赞美，是这部《先秦两汉瓦当饰文考》一大特色。他把这一作用充分发挥，往往能使读者眼前豁然开朗，或者令思维别开生面，思绪翩翩。拓展读者思路，这正是此书一大功力。
    应该说，作者心细如发，不少蒙混的饕餮形象在他的分析之下，隐秘的“底牌”浮出水面，彼此的差异被揭示得更为明朗。同属出土于燕下都遗址的饕餮瓦当，关增铸先生以诗歌题目给它们起了不同的名字，一语破的，令人拍案叫绝。在那些可爱的饕餮纹饰瓦当中，有了诸如“五道鼻”、“三叉舌”、“乳钉眉”、“多眼皮”、“小鼻嘴”、“山字眼”、“一线眉”、“大嘴叉”、“单眼皮”等等名字，既准确又俏皮，读其诗，赏其图，趣味横生。
    关增铸先生那些以诗论艺的文字，具有极为开张的想象力，时有俗言入诗，不但不失雅韵，还带来生动传神之效；有的描其形而摩其神，顺带指出文物发现地。譬如《山字眼》：“饕餮山纹巨眼睁，石崩裂岸水波倾；瓦形神怪狰狞像，咧嘴呲牙羊角撑。”《小鼻嘴》：“瓦作犬眉垂耳脸，长眸两个门神眼；阴阳纹饰大胡须，鼻嘴狭间连一点。”《大嘴岔》：“小耳宽鼻单眼皮，翻唇厚嘴大胡须；两个狂犬垂眉吠，燕地独出古见稀。”
    饕餮是一种有头无身的想象中形象，所以存在塑形的自由度，关增铸先生精细分析出瓦当饕餮纹饰的差别，并以诗点化，为读者欣赏那些先秦时期古人的艺术匠心提供出便利。
    饕餮之外，南朱雀、北玄武、东青龙、西白虎组成的“四灵”也是早期瓦当的重要图案内容，华夏古代四方五行之说在瓦当上的体现传之久远，直抵明清。当古人挣脱蒙昧崇拜之后，理性在瓦当饰文中占据主导地位，五行学说与儒家文化并行天下，瓦当迎来灿烂多姿的发展时期，文字瓦当终于成为主流，也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观。关增铸先生此书对此的解析也进入最为丰富的段落。

        砖瓦上的文字学
    文字是瓦当最核心的部分，它为后人展示了两个重要方面：字义和审美，“藏”在其后的则是古代伦理文化和审美趣味。由于先秦时期文献限制，瓦当文字成为甲骨、碑碣、简牍之外最宝贵的历史实证，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追溯，瓦当功不可没。然而先秦两汉瓦当的制作年代里，正是汉字从篆书到隶变的书写变革时期，正楷还未出现，这就为后代对瓦当文字的辨识带来难度，尤其是有些词汇后世已经不用，成为断代的死词，通解瓦当文字，便成为考验文字学和文化学功底的大题目。关增铸先生原本是画家，中国自古有“书画同源”之说，因此，对他而言，由解画到解字，顺道而为。
    瓦当文字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带来文字面貌的丰富性，让后人惊异于古人大胆的想象力和不拘泥的洒脱性格，对文字研究者而言，留下大量可资推敲的学术空间。在文字瓦当出现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是无字瓦当的时代，除了最早的素面瓦当，饕餮纹饰是占据很久的瓦当“霸主”。关增铸先生通过绵密的考证，论述虚拟性的饕餮形象早于汉字中的“饕餮”二字，并断定饕餮之所以成为早期瓦当的主流纹饰形象，是与瓦当在建筑中的功用密不可分。那种“奇思百态”的凶猛形象，来源于青铜器和干盾，用以高悬屋檐，吓阻歹人，避免厄运。这种作用后世有所转向，变为吉祥图案和文辞。（饕餮瓦当的古意直到近世仍有承续，民居屋宇的特殊部位安置的“泰山石敢当”与之作用极为类同，不知增铸先生以为然否？）
    关增铸先生对瓦当从饕餮纹饰到文字纹饰的过度给予了很大重视，并进行高度概括出其间的规律：“秦汉时期，瓦当纹饰，趋向唯物、唯美、人文为内容，包括类似繁多的云纹、雷纹、波纹、蝉纹、凤纹、龙纹、涡纹、窃纹、圆圈纹、绳纹、方形纹、三角纹，这些大都借鉴于夏商周铜器纹饰……”在他这部著作中，读者可以看到那些令人惊奇的纹饰，尽管不那么规整，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勃勃生机，反映了华夏文化在上升时期的动人面貌。
    而一俟文字瓦当出现，瓦当的历史进入一个愈加灿烂辉煌的成熟阶段。关增铸先生深刻指出：“文字瓦当在瓦当一族中有着重要意义，对解读、见证历史，起到佐证作用，亦可展现我国汉字的优美形体效果，增加建筑的人文内涵。文字与建筑结合，不单美化建筑，并展示可以借鉴的范例，使后来的中国古典建筑，匾额、楹联、壁扆而开启了人文景观，拉近人们与建筑的亲切感。由于有了文化层次，人与建筑多了一层情感。”
    这是关增铸先生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文字瓦当之意义所做的褒扬，见解极为精辟。其实，他对瓦当“纯粹”图案纹饰的诗论和解说也体现了这种理论高度。以往不少学者，更多地以“就事论事”的方式解析瓦当纹饰，成就很大，但关增铸先生在此之外，更以大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和论说，阐明瓦当为后世华夏建筑中文字运用之肇始，可谓独具慧眼。
    关增铸先生对瓦当中出现的古汉字之研究，成为这部著作的重头戏。这是一种非常“实”的功夫。现存瓦当中的文字，有的因文物缺损而致文字漶漫、缺失，有的因早期文字的不确定性而留下难解之谜，有的因前人解释失误而造成释意偏讹……，作者对这些都不轻易放过，或详解、或匡正，此一方面内容，成为这套“纹饰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文字学成就最大者当属清代，考据大家频出，然而即使在清代，匡正前人讹误，也是一件了不得的成绩。今世肯坐冷板凳的学人已近稀有，然而关增铸先生举烛洞悉，刮垢磨光，不囿成说，多有发现，此为最可贵者。
    譬如，此书对“汉并天下”、“汉以天下”、“汉廉天下”的考证，对“千万岁为大刀年”的辨析，对“醴泉流庭”、“盗瓦者死”的推断，等等，无不显示出作者所下的功夫和独到的见识。
此前学者多认为“汉并天下”等三种仅有一字之差的瓦当为相同含义，而关增铸先生认为：“一字之差，其妙不同，大有意义上的隔谬。”他从《史记》、《礼》、《国语》、《楚辞》、《周礼》等古籍中加以详考，指出三字的不同意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千万岁为大刀年”的瓦当文字，曾由前辈大家罗振玉考证为字体反书“千万岁为大年”，而作者不放过任何疑点，对瓦面上“大”字下面的“刀”字紧追不放，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事涉王莽新政时期一系列大事。这一瓦当上的文字既具有大篆结构特征，又明显含有汉隶笔画平直的格调，文字极为优美，在先秦两汉瓦当中属艺术上品，文字顺序采取左读方式，纵列两行，“大刀年”三字因笔画简单，设计为类似单字的结构，以取得瓦当整体上的圆融匀称。而其中偏偏“刀”字笔画最简，占有空间最小，而且采取与其他文字不同的圆笔，简直像一个小小的装饰。但关增铸先生全力关注这一“刀”字，详加考证，认为此为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革币制，复古铸造大刀币，以该年为“大刀年”。后不久，有人向王莽建言，“刀”为“刘”字偏旁，如此，还是刘氏天下。于是，王莽又改铸“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币。王莽一朝，前后改币五次，此为其中一次。这件瓦当似为大刀币通行这年烧制，“千万岁为大刀年”是一句对王莽改制的颂语。正如作者所说：“瓦当饰文是时代的反映”，这一流传至今的瓦当，为王莽改制留下耐人寻味的一笔。后世对王莽多有非议，说“王莽谦恭未篡时”，但历史并没有那么简单。
    关增铸先生做此书，下得功夫实在惊人，往往一枚或残或整的瓦当文字，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风俗信息、美学信息等等，都需要极其广博深厚的识见学问才可破解。所以，读此书，在欣赏风格多样的瓦当文字的时候，还能够使人连带起对整个先秦两汉以至后世的文化思考，可谓“瓦当串起一部历史”，有时却是改变某些既成看法。譬如“曲水流觞”的典故，人们马上想起的往往是晋代王羲之的故事，但如果看到“醴泉流庭”的瓦当，便会了解那样一种贵族生活情趣，远自周代就已开始存在了。最有趣的当属“盗瓦者死”文字瓦当，那样直白地诅咒偷瓦当行为，似乎不雅，但其后隐藏的却是文化史上的趣事。关增铸先生考证指出，汉瓦质量上佳，往往是磨制砚台的好材料，此风自汉末即有，《格古要记》、《文房四谱》等书有载。此外，这里所指的“瓦”，也并非仅指瓦当，还包括建筑中的其他瓦器。
    这套著作中所收的瓦当艺术拓片，文字风格多样，可以见出从大篆、简牍到汉隶的发展历史，许多瓦当出于不知名的工匠之手，文字自然洒脱，奇丽脱俗，又对于书法篆刻热爱者，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参阅资料，从中可以得到极大启发。
    中国传统建筑瓦当是一座富矿，关增铸先生这部《先秦两汉瓦当饰文考》常伴书案，从里到外的中国韵味，让人爱不释手，细细读来，所获将会更多。